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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9月1日，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、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，被誉为“天福英雄”的天福山起义主要领导人理琪名列其中。
2018年，是理琪诞辰110周年，2月13日，是理琪牺牲80周年纪念日。为此，《文登大众报》和《威海日报》分别于2月13日和28日进行专栏报道，文章同时也反映了他与于得水等抗日志士开展抗战的英勇事迹，现全文转载，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，回顾这位“天福英雄”和胶东抗战英烈的壮烈人生。
《威海日报》2月28日专栏报道文章
《文登大众报》2月13日专栏报道文章
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内的理琪雕塑
原41集团军军史馆内的理琪塑像
落脚沟于家 驱散胶东悲观阴云
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后，胶东一片白色恐怖。但天福山区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到。1935年12月中旬，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张修己几经危难，回到沟于家。他与王台等组建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，并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，最终通过在河南工作的老乡邓汝训联系上理琪。1936年1月，理琪从上海辗转来到胶东。
理琪，原名游建铎，1908年出生在河南省太康县四柳树乡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。1924年，理琪离开太康，到开封一所教会中学读书。1925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，高中毕业，考入冯玉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。邓汝训也在这里学习，二人遂成莫逆。毕业后，理琪在冯玉祥所属的一个部队任报务员，1927年随国民党军队开往江西，多次把收集到的情报用无线电发给红军，帮助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。理琪的行动后来被敌人察觉，根据组织的安排，他到了中央苏区。1934年，理琪又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破坏，1935年下半年他和党组织失掉联系。正在此时，他接到邓汝训请他到胶东工作的来信。正好理琪从报上看到“胶东赤匪猖獗”的消息，认为到胶东可以有所作为，就毅然来到胶东。
理琪来到天福山北面的沟于家村，住在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己家。一到胶东，理琪就发现失败的阴云一直笼罩在胶东党组织和党员头上。他脱下长衫，换上农民的衣服，看望党员，安抚群众，调查研究，鼓舞大家斗志。1936年4月，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，理琪任书记，刘振民、邹恒禄等任委员。
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1936年6月，理琪亲自撰写了中共胶东特委《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》。这封信，从思想、政治、组织、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和“左”倾盲动路线对工作的影响，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，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，对促进胶东党组织走出迷茫，走向成熟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牵挂昆嵛山 珍爱革命武装根苗
“一一·四”暴动东路突围的队员在于得水、王亮的率领下转入昆嵛山区。不久，在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、邹恒禄的主持下，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，于得水任大队长。在敌人疯狂“清剿”的日子里，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，牵制敌人的兵力，减少山下党组织和群众的损失，于得水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个组，晚上到敌人驻地袭扰，白天则尽可能显眼地往山里拉队伍，造成大队人马日夜挺进昆嵛山的假象。有时白天从山顶向下掀巨石，犹如万炮齐鸣；夜晚放山火，火焰冲天，以造声势。于是社会上风传“昆嵛山中遍地是共产党”。敌人信以为真，调集兵力对昆嵛山进行反复“清剿”，不但每个山庵、寺庙不漏掉，就连一个小山洞也被抄过好几遍。但清来剿去，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见到。原来，在敌人搜山时，游击队早已下山，转移到平原和沿海一带去了。敌人收兵后，他们又回到山里。
抗战时期的于得水（右）在五旅十四团留影
1959年10月1日，于得水留影于北京
1936年的初夏，理琪约见了于得水和邹恒禄。理琪对红军游击队不惧“清剿”、隐蔽山区、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的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。接着，理琪结合酝酿中的《给各级党同志们的一封信》，对游击队军事、政治训练和斗争策略提出了要求。从此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如虎添翼，打掉了界石“联庄会”，惩办了作恶多端的江全德，出奇制胜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1936年秋，为了开展城市工作，胶东临时特委秘密迁至烟台市。在烟台，理琪与吕志恒取得了联系。吕志恒又名吕其恩，受中共北方局委派，担任中共烟台市工委书记。10月，经北方局批准，胶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市工委合并，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、吕志恒为副书记的中共胶东临时工委，委员有邹恒禄、郑耀南、张修己、李厚生、刘振民。由此，与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，开始接受北方局的领导。这一时期，胶东各地的工作发展很快。
于得水到烟台找到理琪汇报游击队的工作，发现理琪他们生活拮据，快揭不开锅了。为给临时工委筹集粮款，在得到理琪的同意后，于得水带领20余名游击队员化装成买盐的群众，趁垒子盐务局“盐狗子”吃午饭的时机，打倒门岗，冲进屋内，全俘敌人，缴获长短枪20余支，子弹1100多发，现款109元。当于得水带着现款赶到烟台，得知理琪等于1936年12月29日被捕。
于得水化悲痛为力量，回到昆嵛山加紧军政训练，使队伍变得炉火纯青，成为土地革命时期“北方沿海地区和山东省内仅存的一支红军队伍”，与陕北刘志丹的队伍是当时北方仅存的两支红军队伍。
举旗天福山 开启红色胶东时代
理琪被关押在济南监狱，凭着革命的胆略和智慧，他不仅始终没有暴露身份，还在狱中开展党的工作。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国共合作，理琪获释。
1937年初，吕志恒在威海重建胶东临时工委。根据北方局的指示，吕志恒、柳运光、李紫辉等领导胶东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，先后在文登、荣成、牟平、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，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。与此同时，积极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。荣成河山话剧社等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发挥宣传动员作用，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，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1937年12月15日，理琪赶到沟于家时，吕志恒正在主持开会，研究武装抗日大计，理琪马上参加会议。会议决定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建中共胶东特委，理琪任书记、吕志恒任副书记，林一山、张修己、柳运光等任委员。会议决定12月24日在沟于家南不到2公里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，成立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”。
会后，胶东特委成员除少数留在本地赶写传单、标语和赶制“三军”大旗外，其余人员分赴烟台、荣成、威海卫、牟平、海阳、蓬莱和黄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，择机起义。
1937年12月24日太阳升起来了，理琪站在天福山玉皇庙前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今天，中共胶东特委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。现在，我宣布‘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’正式成立，我们暂时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第一队，大队长于得水，政委宋澄。历史将记住1937年12月24日，记住天福山，别看我们现在只有八十几人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千军万马，成为胶东抗战的主力。”
剑指威海卫 壮大“三军”力量
1937年12月31日，巡回宣传抗日的“三军”一大队到达米山岭上村时，遭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带领的200多人包围，29人被俘。
“岭上事件”，引起理琪和特委的反思：抓紧发动群众，壮大“三军”力量，刻不容缓。为此，特委决定加快发动威海起义的进程。
此前，吕志恒、李紫辉等胶东临时工委领导与党的外围组织“民先”建立了联系，积极筹备起义。林一山回胶东后，在“民先”队员、威海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的弟弟孙明光的引荐下，与孙玺凤进行多次交流。
当时，威海社会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，胶东特委制定了“利用矛盾，发展统战，壮大自己”的方针。决定由党组织和“民先”队团结政训处，争取海军教导队，孤立商会和警察局等反动势力，联合专员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。
1938年1月上旬，理琪、吕志恒等前往威海与孙玺凤谈判。在理琪等的民族大义感召下，孙玺凤答应与中共合作，在保护他安全离开威海卫的前提下，同意打开专员公署仓库，把里面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交给抗日武装力量。
1月14日，理琪派张修己、于烺回沟于家搬兵，以壮大“三军”声威，但因武装人员都在昆嵛山一带活动，来不及调派，便在大水泊临时组织一些青壮年、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，赶往威海卫。15日凌晨，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100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。随后，巧妙地震慑住反动势力，打开军火仓库，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、军毯等军用物资。
16日晨，起义队伍在专员官邸前集合，“三军”的大旗飘扬在威海卫上空。当天下午3时，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“太古”轮后，100多人的起义部队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，向沟于家进发。
饮马大水泊 布局根据地建设
理琪带着威海起义的队伍回到沟于家时，宋澄带着队员也赶来了。原来迫于各界的舆论，特别是“三军”力量的不断扩大，国民党文登县政府释放了在岭上村被捕的宋澄、刘中华等26名同志（杀害了参加过“一一·四”暴动的王洪、邢京昌、隋原清）。队伍扩大了，在沟于家活动不开，特委决定拉到不远的重镇大水泊。
大水泊是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于烺的家乡。于烺，文登早期党员，当过国民党区长，干过小学校长，社会威望很高，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后，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保护了一大批党员。理琪到文登后，除了在张修己家住，就在于烺家住。在与理琪的接触中，他被理琪崇高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深深折服，不仅拿出大量钱物支持革命，还放下自己的身份，亲自为理琪站岗放哨。天福山起义后的一段时间，在于烺的发动下，大批群众加入了革命队伍，当地群众都盛传：“于烺起兵了，找于烺司令当兵去！”民间还有把于烺称为“狼”，“狼吃日本狗”。
1月19日，胶东特委在大水泊召开会议，决定成立中共胶东军政委员会，理琪任主席，吕志恒任副主席；同时，决定成立“三军”司令部，理琪任司令员，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。随后特委将起义部队重新整编为“三军”第一大队、第二大队和特务队。此时，队伍已增至300多人、200多条枪。
胶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，标志着胶东特委在重视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，开始着手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府、布局根据地建设，并且在高村墩后建立招兵站，尝试建立根据地。这是一项极有远见的战略行动，体现了胶东党组织强烈的发动民众、建立红色政权的意识。
2月5日，胶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大水泊建立“三军”留守处，留少数人坚持斗争。2月7日，特委机关和“三军”挥师西上，开赴抗战第一线。
首战雷神庙 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
就在胶东军政委员会决定西上的当天，日军占领了牟平，并建立了伪政权和伪军。当“三军”在文登崔家口宿营时，通过在牟平做兵运工作的贺致平获悉，原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建勋，在日军侵占牟平县城后，把队伍拉到昆嵛山区的龙泉汤驻守，愿和“三军”联合攻打牟平城。大敌当前，“三军”决定攻打牟平城。
2月12日黄昏，理琪亲率“三军”第一大队和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县城长途奔袭。崔家口距牟平县城约100里，队伍经过一夜急行军，于2月13日黎明到达牟平城南五里的小山岗。在敌人完全没有发觉的情况下，部队迅速抵达牟平城下。理琪亲率队伍冲进去，活捉伪县长和伪公安局长，俘虏伪军100多人，缴枪100多支。
摧毁伪政权后，部队大部分撤出进入城南山区，理琪和二十几名干部战士来到城南雷神庙，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。不料，中午时分，驻守烟台的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，乘汽车赶来，将雷神庙包围起来。指战员们毫不畏惧，沉着应战，严密防守。理琪冒着枪林弹雨，指挥战斗，不幸身中３弹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但他嘱咐战友：“不要管我，打击敌人要紧，要节省子弹，要准备流最后一滴血。”
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战，从午后打到晚上，激战七八个小时，“三军”以劣势装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，毙伤日军50多人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，对胶东子弟兵“敢打必胜”军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。不幸的是，理琪英勇牺牲，年仅30岁。
魂归英灵山 激励人们永远奋斗
2月15日清晨，理琪的遗体被抬回崔家口。入殓时，战士、群众都失声痛哭。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同志主持在东崔家口东2里左右的墓地为理琪挖了墓穴，并找来石匠用白石头凿了块简单的碑，上面凿有“民族革命战士理琪之墓”字样。这块墓碑至今珍藏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。
掩埋好烈士的遗体，踏着烈士的血迹，擦干眼泪，“三军”将士举起血染的战旗，一路西上。广大群众踊跃参军，起义队伍不断壮大。
1945年11月，理琪的灵柩被起出来，移葬栖霞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陵园。从崔家口到英灵山沿途各村村民自发跪在村头，迎送理琪的灵柩，各村群众采用接力的方式，轮换肩膀将灵柩抬到英灵山上，始终没让灵柩落地，以此表达对英烈的敬重之情。理琪长眠在英灵山上，英灵山的石砌甬道被命名为“理琪路”，天福山中学、文登河滨公园、原41集团军军史馆、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相继建起了理琪雕像，他永远与胶东的大地、胶东的大海融合在一起，与胶东人民、胶东子弟兵融合在一起。
1962年，中科院首任院长、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郭沫若为理琪题诗：天福英雄是理琪，献身革命国忘私。当年猛打雷神庙，今日高标星宿旗。百代东风吹海陆，一方化雨仰宗师。文登多少佳儿女，接力还须步伐齐。
这首诗是写给理琪的，更是写给文登人民、写给胶东人民、写给胶东子弟兵的。我们可以告慰先烈理琪：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我们将不忘初心，赓续天福山血脉，永远奋斗，完成您未竟的事业！
英雄不朽！浩气长存！
（文登红色胶东研究会供稿、供片）
注：以上图文节选自《威海日报》和《文登大众报》。